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双轨制是中国特色，依赖快捷高效的行政途径保护知识产权长期以来被证明行之有效。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法官和行政领导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最终将过渡到以司法保护为主的阶段达成共识。建设一个强有力法院系统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至关重要。中国知识产权界众多著名专家与学者云集最近人民大学举办的“创新：知识产权与中国的现代化”国际论坛，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审判机制和相应法院系统改革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深刻的观点。 

著名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先生在论坛上再次为改革现行知识产权审判机制鼓与呼。郑成思先生指出，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是鼓励创新、激发创造。但由于在知识产权法律的实施上，存在机制、机构设置不合理等情况，使国家下大力气实施的保护知识产权战略和法律制度，客观上没有取得本应达到的效果。  

在1993年，中国就尝试把知识产权行政、民事和刑事审判合并在独立的知识产权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也于1996年成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中国曾在此方面成为亚洲最领先的国家。知识产权制度从其产生之初，即是以综合性法律规范、多样性法律制裁措施为其主要特征的专门法律，它与传统民商事法律有着显著的差别。知识产权虽然是民事权利，同时却包含了行政授权、行政确权、行政管理和行政处罚以至刑事保护等多种公法规范。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私法与公法贯通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十分突出。正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特殊性和一体性，决定了知识产权审判的特殊性和专门性。决定了知识产权审判的“三审合一”。很难想象，具有内在联系、多位一体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能在一个分散、支零的知识产权审判机制中正确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制度力量。知识产权审判机制的完善应当体现知识产权制度的本义。将目前知识产权分散审理的局面改为审判职能的适当集中，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在要求。  

郑成思先生精辟的指出，“三审合一”本是件好事，我国在国际上是走在最前面的。但在2000年的机构改革时，就改了，民事的案件归民庭，刑事的案件归刑庭，行政的案件归行政庭，拆开了，知识产权庭没有了，有的地方叫民三庭，有的地方叫民五庭，有的地方叫民六庭，结果在法律实施和审判工作带来诸多问题。过去一个庭可以审理的案件现在可能要转两个庭甚至三个庭，甚至不同级的法院才能审完。既占用了当事人大量的时间、精力，又花费了法院大量的人力、财力。群众和国际上也对改掉知识产权庭的称谓费解。 

与此同时，国际上却在走着从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到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道路。纵览英美德等西方大国的知识产权审判模式，均没有以民事、行政和刑事作为划分知识产权审判业务的依据，反而大多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而非一个审判庭，负责审理知识产权各类案件。知识产权审判集中化的模式，已成为国际通行作法。中国把“三审合一”拆开之后，亚洲别的国家都在纷纷仿效“三审合一”制度，认为这种制度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有效形式。日本将其 “技术立国”的国策修改为以“知识产权立国”后，于2002年制定了知识产权基本法，把民事、刑事、行政三审合一，建立了知识产权法院。2003年政府内阁又成立了首相亲自挂帅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制定了“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 2004年我国台湾地区也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现在正在建立的有韩国、新加坡。郑成思代表不无遗憾地说，在亚洲，中国建立的好的制度，却没能坚持下去。郑成思先生盼望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的完善和改进纳入司法机制改革的范围中，发挥公、检、法的职能作用，从根本上解决经常干扰我国全局工作的知识产权问题。  

最高院知识产权庭庭长蒋志培对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有深刻感触。蒋庭长表示，独立的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系统已经逐步确立并得到巩固。知识产权审判成为中国法院审判工作的亮点，为中国司法系统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但目前知识产权案件分由民事庭、行政庭和刑事庭各自管辖，这在对同一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产生冲突，制约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整体水平的提高，并削弱了司法保护整体效能的充分发挥。  

蒋庭长强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大环境和背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发生了深刻变化。司法实践中暴露的制度性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将给法院提高司法能力以适应形势带来隐忧。专利、商标行政确权案件司法审查的法院内部分工，以当事人之间有无民事争议为标准确定是由民事审判庭还是行政审判庭受理。这种做法的科学性有待商榷，客观上不利于司法标准的统一，容易产生抵触裁判。由于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规律，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地域管辖（行政案件以被告确定管辖，而民事案件可能会以侵权行为地确定管辖）法院很有可能不同。另外，民事诉讼需对侵权是否成立作出判断，而行政案件要对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作出认定，两者的认定标准不相一致。因此，类似案件按照不同程序处理，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无形间增加诉讼程序协调动成本。  

蒋志培庭长进一步指出，随着《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颁布实施，知识产权案件的分散审理所引发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将变得更为突出。一般来说，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主要是对民事权利的侵犯，只有当侵权达到了足够严重的程度，才发生责任的转化或叠合，需要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侵犯知识产权的民事案件通常由中级法院审理，而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刑事案件却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侵权定性是知识产权民事侵权案件和刑事犯罪案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同一案件的侵权定性和处罚标准如果由不同法院执行，程序的衔接将变得十分复杂。  

蒋志培庭长最后总结了自己的发言。他提出，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有必要把完善和改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纳入国家司法改革的范围，适当集中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职能，解决一些已经显露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蒋志培庭长建议，第一步可以在人民法院内部设立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统一的知识产权审判庭，特别是要统一首都法院专利和商标授权纠纷的审判组织和执法标准。公安、检察机关也可以适当集中侦查起诉知识产权犯罪的职能。第二步在北京设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不是地方法院），统一受理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授权上诉案件；减少专利、商标等案件授权复审审理层级，设立独立的专利、商标复审委员会并可以作为一个司法审级。该法院受理全国各地高级法院终审的各类知识产权侵权等再审案件，以统一执法标准。同时还要大力培训知识产权法官，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承诺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整顿市场秩序，保护我国经济安全。

相关资料： 浦东新区法院知识产权立体审判模式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在1995年审理吉列公司“飞鹰”商标侵权系列案时，既面临检察机关的刑事公诉，又面临因处罚假冒商标引起的行政诉讼，还有吉列公司以不正当竞争提起的民事诉讼。浦东新区法院打破了审判常规，组织民庭、刑庭、行政庭综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审判庭对“飞鹰” 商标系列案件的高效审理受到了社会各界好评。浦东新区法院在今后的9年中坚持已经建立的三庭合一、立体审判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模式，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浦东模式”。  

浦东新区法院 “浦东模式”建立后，知识产权审判的民事、刑事、行政三庭分工被重新统一到单独的知识产权庭，大大减少了分庭制带来的重复审理和审判冲突，显著提高了审判效率和审判质量。2001年以来，浦东新区法院在案件数量迅速上升和案件难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没有一起被二审重大改判或者发回重审。浦东新区法院近年来喜人的知识产权审判成果充分证明了将知识产权审理统一由独立法庭审理的司法体制改革大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