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中的时代命题  

一  罗马俱乐部：预言之谜  

由全球各行业最杰出的智囊人物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在1971年组织以米都斯为首的科学家在精心调研、分析后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份震动世界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指出，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人类社会经济增长已达极限。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已经导致日益加剧的五大危机：人口爆炸、资源枯竭、淡水与粮食危机、环境污染、贫富国家之间长期拉大的差距带来的经济政治危机。这些危机是目前人类无法解决的。

通过严密的事实列举和逻辑论证之后，科学家们提出了理论上无可避免的人类悲观前景：地球的资源和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世界人口和经济的无限增长要求使人类、资源以及环境激烈冲突。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走到尽头，而这一矛盾是无法调和的。科学家们认为，拯救人类唯一的方法就是停止经济增长，通过“零增长”至少可以延缓世界末日的到来。罗马俱乐部报告的悲观结论还在久久回荡。令人惊讶的是，事实却似乎朝着另外一条轨迹发展。尤其是在1990年代，美国居然打破了建国200年以来经济兴衰替换、危机频频的发展规律，创造出连续多年各个经济指标同步高速增长的奇迹。世界也并没有因为持续发展而走向预言中必然出现的衰败。

科学家的预言为何失灵？人类通过什么途径打破了“增长的极限”？如果谜语能有答案，那就是——知识经济的崛起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新增长方式，从而摆脱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不可避免的负面终极。  

二  知识与知识经济  

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并不陌生。事实上中国五千年辉煌文明对全人类最大的贡献并不是雄踞边关的万里长城，更不是文功武略的帝王将相，而是国人至今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在现代社会，知识已经成为了生产力核心要素与社会财富形态。用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话来概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知识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以后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用OECD的最新说法，知识经济就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应用之上的新型经济[1]。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具有巨大优势。物质产品的每次复制都是一次重新的生产，需要等量的投入，消耗等量资源。而知识尽管在被创造时需要付出相当的投入，但是知识可以极低的成本无限复制和传播；任何物质产品都会在使用中被逐步消耗，而知识作为无形财富无论如何使用都不会发生损耗；轻重工业的发展都会不同程度污染环境，而知识经济的发展主要通过精神劳动，往往在实验室中完成。 　　

知识经济极大的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30年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支点就开始从有形财富迅速转移到以知识产权为形态的知识财富。1980年,美国制造业所占的市场价值份额,也即有形商品的市场份额是62%,但是到了1998年,这一比例下降到30%。同样在美国,1980年专利许可付费市场30亿美元,1990年达到150亿美元,到了1997年,数据不可思议地越过了1000亿美元[2]。高科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国力的贡献越来越大。据统计，在过去的3年中，美国经济的增长有27%来自高科技企业，建筑业只占14%，汽车业只占4%[3]。世界银行曾对许多国家经济增长差异进行的分析表明，物质资本只能解释这些差异的不到30％，其余的70％以上直接或者间接地取决于构成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无形因素，主要是知识因素。有资料统计，当今世界在20世纪初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0％，20世纪中叶上升到50％左右，20世纪80年代上升到60－80％[4]。  

三  知识经济与中国  

单纯依靠低廉的劳动力和物质性资源大量投入已经难以保持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发达国家利用绝对领先的科技优势，以低成本却有高度品牌和技术附加值的产品交换发展中国家低技术附加值却包含高成本的初级产品。国际贸易中理论上的等价掩盖了事实上的不等价。对中国来说形势更加严峻。中国物质资源项目上的总量贫乏在不断消耗中逐步凸显，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也被周边发展中国家庞大充沛的富余劳动力日益。廉价的“中国制造”随时可能被更廉价的“越南制造”、“印尼制造”取而代之。重新选择未来的发展道路成为国人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知识经济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依靠传统经济模式在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和实际上都不可能。与其说跨入知识经济是中国的选择，不如说中国已经没有选择。传统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能源和其他物质资源投入，而中国人均物质资源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石油、铁矿石等基础资源价格飞涨，中国资源自给却面临困境，对进口的依赖日益严重。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煤炭、钢铁和铜的头号消费大国，再靠加大资源投入发展传统工业是不现实的。以能源消耗为例，美国只有2亿多人，消耗的能源约占世界消耗总量的三分之一。如果我国人均消耗能源的数量与现在的美国人相当，13亿中国人消耗的能源总量将会相当于世界能源总量的3倍，这当然是不可能的[5]。更何况中国每创造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量是美国的3倍，谁都能看出传统经济不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希望。

传统工业难免环境污染，如果沿着传统工业的道路发展下去，人口密集的中国面临的问题尤为严重。环境污染已成为中国发展传统工业不能承受之重。再者，发展传统工业主要靠消耗资源，生产本身技术含量低。由于除了投资之外几乎不存在行业进入壁垒，很容易产生重复建设，诱发行业内部的无序竞争，导致国民经济运行的一系列问题[6]。这个问题在中国同类企业争取出口时盲目杀价、竞相跳水上有突出反映。恶性价格战不仅使中国企业盈利锐减，而且引发国外政府动辄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核心竞争力成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 知识经济与国际贸易

有学者用形象的分工理论比喻当今的世界分工：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拥有先进知识的国家将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大脑”，而知识落后或缺乏知识的国家就成为这个分工体系中的“手脚”，前者提供知识和技术，后者进行生产和装配。随着知识的不断进步，这种“大脑”和“手脚”的分工将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7]。

在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贸易比重直线上升。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国际间技术贸易总额从1965年到1995年的30年间增长190多倍，在1995年的总量就已经超过了农产品贸易[8]。即使在有形的物质商品贸易中，发达国家利用知识优势赢得的品牌和技术高附加值也远远超过生产资料本身的价格。假使将视线从生产的客体转移到生产者来看，发展中国家传统工业生产大量使用文化素质低，只懂简单按章操作，机器化的人工劳动力。而发达国家在知识经济生产模式中大量采用的却是人工智能化的机器。两种生产过程人和机器进行直接竞争，传统经济不能不处于绝对劣势。

知识经济时代，以高关税为代表的传统贸易壁垒虽然被WTO明文禁止，知识产权却日益成为发达国家反复利用的隐形壁垒，尤其以美国关税法特殊301条款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诉讼为屡屡奏效。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弱势导致在对外贸易中重重受阻。  

五  从知识到权力

技术知识不仅是生产进步的动因，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技术还逐渐演变成一种潜移默化延伸着的权力。当一项技术的应用如此广泛以至形成事实上的产业标准，这项技术就披上了垄断的外衣。微软公司在平台软件上的绝对垄断迫使许多国家和地方政府也不得不使用视窗软件。而当一个政府将技术标准推广到国外，无形之中也将自己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力延伸到了本国法域之外。中外在政府层面围绕设立WAPI标准展开的政治角逐亦显现了政治力量和技术标准之间的互相渗透。

文艺作品看起来似乎和政治毫无关系，但国际间文艺作品的传播无疑伴随着思想意识的灌输。美利坚的意识形态紧随好莱坞大片席卷全球，甚至在萨达姆执政时代渗透到伊拉克社会。日本动漫和韩国影视片近年风行中国，随之催生了一大批疯狂迷恋韩日文化的“哈韩族”、“哈日族”。网络的发达打破了时空障碍，信息的传播可以在瞬息之间延伸到全球每个角落。强势的意识形态随着强势作品通过网络等途径的广泛传播无处不在、四处征服。依靠教育的单一手段远不足维护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只有依靠发展自己的优秀文化，不断推出自己的优秀作品来抗衡外来文化在思想领域的扩张。网络无国界。政府对网络的管制能力被现代技术不断削弱。通过法令封锁不是网络时代抗御文化攻掠的有效方法。我们应当通过繁荣文艺创作，增强自身的精神文明以提高文化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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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春芳：《知识创新工程百问》 http://www.cas.cn/html/Dir/2002/03/18/2136.htm 2004年3月30日访问
[2] 约瑟夫·斯特劳斯： 《走向“知识资本”时代的全球经济》http://www.sipo.gov.cn/sipo/ywdt/gyzscqxx/t20050221_40415.htm  2005年3月10日访问
[3] 李顺德：《知识经济呼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id=180 2004年10月30日访问
[4] 陈美章：《对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思考》 http://www.iprcn.com/view.asp?idname=119 2005年3月8日访问
[5] 鲁品越：《知识经济与工人阶级的转型》《新华文摘》1999年第1期
[6] 鲁品越：《知识经济与工人阶级的转型》《新华文摘》1999年第1期
[7] 黄亚钧等《知识经济论》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8年 第344页
[8] 李顺德 《知识经济呼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id=180